科技部办公厅副主任兼政研室主任胥和平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目前对整个新工业革命的思考、探索乃至议论争议涉及战略、实践、学术三个层次，关乎国家发展战略深层次的谋划，对中国“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加快转型发展，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声音逐渐响亮—“世界正处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预言，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新经济即将到来。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传统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其标志着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开始。
中国的机遇在哪里？国内各界对于这次新工业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国之所以在近现代落伍了，就是由于和几次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擦肩而过，现在又一次世界工业革命来了，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于三十年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的淘汰以及新经济结构的形成给中国百年追赶的梦想提供了机遇。”胥和平解释说。
他举例说，以传统的汽车行业而言，中国很难超越世界上的领先公司。但在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中国已然步入了世界前列，尽管这些产业早期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是对的。
“所以讨论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是战略问题，实际上涉及国家的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胥和平强调，前几次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在世界上从来不是均衡发展的，只要你不积极主动参与，就不可能享受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成果。所以中国不能等着去“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明确地确立一个战略，要确保新能源的革命、智能制造的革命以及生物质能的革命首先在中国发生，由此引发引导第三次工业革命。
事实上，中国高层的战略指向已然暗含了全球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瞻思考。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而在具体的决策上，中国着重部署了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
这也就涉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践问题。“前瞻、方向有了，接下来怎么干？现在很多人还是在按照传统产业的思路来发展光伏等新兴产业，但市场没有相应地发展起来，供需难以对接，新的盈利模式没有找到，最终很可能就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胥和平认为要有实际的、可操作的设计。
此外，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讨论还涉及学术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即怎么看待工业革命。胥和平介绍说，工业革命一词据说最早由恩格斯提出，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广泛应用，但后来经过众多研究，理论界特别是史学界对此却有了分歧。很多人不赞同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说法，认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1世纪到13世纪，是马和磨坊的革命，这也是动力革命，再次印证了里夫金先生关于动力的革命。到了第18世纪中期是由于蒸汽机技术的不断完善，再加上钢铁已经很有基础和其他产业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工业革命的高潮，所以很多史学家表示其实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其说是工业革命在那里的发生不如说是前两个世纪在那里的终结，16世纪一直到18世纪才形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以说，工业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个渐变的、持续的进化过程。
“中国推动新的工业革命、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推动智能制造发展是一种强大的市场力量，政府大体上是规划、引导，真正力量在于民间。从理论层面来讲我们需要研究工业革命，特别是新工业革命可能发展的内在机理以及演进的规律和周期，新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其实还有二三十年的交替过程，这个过程怎么走，走得是否好极为重要，它设计到发展战略深层的一些谋划，所以不管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实践上以及战略问题上研究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话题，而且对中国‘十二五’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加快转型发展，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极有意义。”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