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原本的志向是拍纪录片，他1988年开始做纪录片《天安门》，用纪实的风格讲述北京城市的现状变化，但最终没有播出。他因为这个片子的调子灰遭到了批判，当时心里特别复杂。
作品没办法在电视台播出，只能私下流传，他在母校开了新纪录片研讨会，倡议发起新纪录片运动。那个时候的纪录片有种“地下”的感觉，时间有很多思考，这些东西怎么跟大众见面，他想和大众达成一种交流感。
时间需要一个平台来表达自己，大学毕业时就想改变中国电视的落后面貌，他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的认识是领先于电视台所做的东西的，所以特别不服，到了电视台就想改变。《东方时空》筹备阶段，时任《东方时空》总制片人的孙玉胜（现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找到时间，时间想，这是一块阵地，还等什么呀！他果断答应了。
当时《东方时空》被冠以“先锋”“新锐”的头衔，在时间看来，这是一个国家电视台按照电视的理念、符合早间节目规律的方式做了一档真正的早间节目，也为后来的新闻频道做了一次练兵。
带兵 粗暴的家长，讲义气的老大
白岩松对时间的第一印象并不是他胖或者白，而是拎着一个当时很少见到的、真正的大哥大。当时白岩松就说：“这哥们儿像江湖里的，不像是做电视的人。”
当时时间也确实像个“老大”。他带兵非常严厉，节目组几乎每个人都被他骂哭过。那个时候他推行的就是家长式的粗暴管理方法——讽刺挖苦和语言暴力。但他对手下的兄弟们又很讲义气。时间说，制片人就是要把利益放给团队，老大就是抢来的东西先给弟兄们分，有好东西先自己拿，早晚众叛亲离。
那时审完片骂完人后，时间带着大家出去吃饭。他把攒的“好东西”都给大家分了，比如把李嘉诚送的钢笔送给了团队里写字最好的人。当然，他对弟兄们也有内疚，他说自己一开始审片态度不好，“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
那个时候，央视的临时工和正式工待遇相差很多，甚至临时工在很多地方都会遭遇到“歧视”。但是，《东方时空》是一块净土，栏目组内部都是以节目好坏为准则。但因为没有央视“身份”，出去在世俗的天平上一称，还经常被看做是“下等公民”。
时间回忆，一次台里发洗衣液、鸡蛋之类的劳保，一大群人都去拿，但临时的还没有，他看不过眼，觉得“弄得跟家庭妇女一样”，于是，他建议取消节目组领劳保的做法，台里发的劳保大家都不要，干脆直接发钱。
特权 吃肯德基找财务8科报销
《东方时空》在管理制度上也是一块“试验田”。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是人权和财权。央视以前节目组的小头头叫组长，科级，人事处分来一个人组长见一下，然后大家自己报选题，组长的工作也就是有一个出国的活，他分一下。组长没有财权，每个人自己去财务处报销。人权和财权就是支配权，组长都没有。但是制片人可以有这些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