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45岁的副厅级官员陈凯辞去了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职务。至此，今年上半年，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
长江新闻记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至少有33位科级以上官员主动辞职跳槽。
在这批出走的官员中，以41-50岁的处、厅级官员为主，多为研究生学历，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江苏、上海等地。
从离职前的部门来看，这33人主要来源于行政和党委两个职能部门，去向多为从商，包括金融、互联网业，且大多与此前从政时主管的业务有关。但也有官员在辞职后选择以说书、种地为业。
长江新闻记者杨婵娟 发自武汉
【性别】
这和官场中男多女少的现状不无关系。有趣的是，在这5名女性官员中，有3名都具有良好的家庭环境。
原湖北宜昌市秭归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黄艳的丈夫从事IT行业，用她的话说，“我的工资，与从事IT行业的丈夫相差甚远，甚至比不上他缴的税。”
而曾任深圳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的刘燕，其丈夫拥有多年海外户籍。
原广东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委副书记陈丽华，有传言她辞职是为回去接管家族生意，但被陈丽华否认，陈丽华指出其辞职后的工作重点之一是公益事业。
【学历】
作为官员，具有高学历并不稀奇，但从所选取的33个样本来看，至少有45%的辞职官员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这或许为他们“跳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孙雷，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头衔，辞职前为广州市南沙区常务副区长，分管领域多与经济、招商相关。后入职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担任总裁。
【区域】
辞职官员分布区域呈波纹扩散模式，从南到被依次递减。广东为最多，其次是湖南、江苏、上海。
大部分都发生在东南省份，而北方地区与偏内陆的地方，基本没有。
【年龄和官职】
辞职官员多为41-50岁的处、厅级官员。究其原因，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还不如趁年轻，出去闯一闯”。
有数据显示，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有60万，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职能部门】
从其职能部门来看，主要来源于行政和党委两个方向。
【去向】
从这33个样本来看，官员离职后所从事的职业，大多与其曾经的从业经历和学习经历有关，湖南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延武，其学历为医学硕士，在辞职后选择了从医。
当然不乏有令人意外的选择，如江苏省宿迁市文广新局副局长洪声，辞职后选择了说书；而湖南临澧县副县长刘涛在辞职后回到了家乡种起了猕猴桃。
【收入】
从这33个样本来看，收入是官员选择辞职的很重要一个因素。
辞职后当律师的赵光华就曾表示，现在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月收入近2万，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还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结语】
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同时中央也加大了查处裸官的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一波）官员辞职有关。”
【链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场共发生过三次比较明显的辞职潮，第一次是在1986年初，浙江温州市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辞去官职，承包了一片山地，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第二次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下海官员相比，这一拨人无论在学历、经验还是官位上，都要高出不少。
第三次出现在2000年以后。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长江新闻微信号：cjrnews）(长江新闻)
